这么多年，我们的财富规模与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？

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，居民财富不断增加，越来越多人投入投资理财的世界，并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收获更多财富。今天，我们就跟着经济学动态发布的《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中期报告》来探讨下高增长、高积累过程中国民财富的规模扩张与结构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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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财富的积累

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居民财富从一个较低的起点开始积累，并在10余年来持续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。

在新千年伊始，中国居民财富同GDP之比不足3倍，明显低于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等发达国家同期水平。其间，虽然受到2008年危机的短暂冲击，但得益于高储蓄、高增长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中国这一比率大体上保持了持续上升的态势，至2016年已经达到4.3倍，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。

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，财富的快速积累使居民成为国民财富的最大持有部门，这也符合许多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。然而，由于经济体制特点等因素——如不能取得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完整所有权、公有制经济占有主导地位等，中国居民财富占国家总体财富的比重仍相对较低，至2016年仅约为73%，而主要发达国家同类指标达到近90%。相应地，中国广义公共部门的财富相对规模较大，达到近27%。

尽管不能简单地据此判断孰优孰劣，但这一差异对于理解中国居民经济行为特点、宏观收入分配、税负以及金融风险分布及其应对等关键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正是由于这一“不平衡”的差距，中国居民较高的储蓄倾向可以得到部分解释。由于财富存量较少,中国居民通过储蓄进行财富积累（如购买住房资产）、抑或预防不时之需的动机（即预防性储蓄）较强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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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财富规模扩张与结构变化

在规模扩张的同时，中国居民财富呈现出若干重要的结构特征。

例如，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启的住房市场化改革、快速城市化等推动下，住房构成了中国居民总资产的最大单项——在金融危机前占比超过一半，明显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。

尽管在金融深化和房地产调控的过程中，这一占比在10余年间有所下降，但自2014年起，在城市土地供应趋紧、城市化继续推进等因素的作用下，住房资产相对规模又开始缓慢回升。在此需要强调的是，对住房资产的较高依赖，会使居民储蓄及负债行为同房价和相关调控政策等高度关联，极不利于风险-收益的分散化管理，从而制约财富长期、稳定的增长。

当然，居民对住房资产的“热衷”，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经济体制特点及金融发展程度使然：即在长期的高增长过程中，居民部门持续积累财富，但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其积累途径较为有限，尤其是难以通过土地、矿藏等自然资产以及海外资产的形式实现。

换言之，优质、安全资产的不足是导致中国居民对持有住房偏好不减的主因之一。这部分地解释了历次旨在“控房价”的政策措施成效不彰。从全国整体看，经过10余年的调控，城市（特别是重点城市）住房资产仍旧是最主要的私人财富附着物或价值储藏载体。只要这一基本性质没有根本上的改变，住房的“金融属性”也难以削弱。

鉴于此，为实现2018年7月末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“坚决遏制房价上涨”这一要求，应注重“疏”“堵”结合：简单地“限购”“限售”“限贷”很难取得明显成效，甚至还可能强化升值预期。从长远计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发展资本市场、支持实体经济等举措，形成财富积累的新渠道、新载体。

随着金融业的发展、深化，中国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构成也发生了值得关注的变化。

2004-2016年，居民持有的现金、存款（含公积金存款）、债券等金融资产项目占比持续下降：其中，现金由7%降至3%、存款由51%降至36%、债券由5%降至2%。相应地，居民“理财”几乎从无到有，至2016年已占金融资产的13%。证券投资基金也从1%骤升至8%、保险准备金占比从3%升至5%、股票及股权等维持在20%左右。

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构成同美国迥异，后者现金、存款、债券三项合计仅约为20%，其他大部分项目为“股权投资”和“保险及养老金等”，占比分别约为50%和30%。如此的结构变化与差异，随着中国金融深化与创新的持续进行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可以通过持有更多样化的金融产品，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并进行相应的流动性与风险管控。

当然，在逐渐替换现金、存款、债券等较为“传统”的价值储藏、投资增值途径的过程中，居民金融资产的流动性、风险水平及其传导机制等都会发生相应改变，享有的金融服务更为繁复、迂回，相应的信息成本、管理成本、道德风险等都在提高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同样为发达国家，日本、德国的现金、存款、债券等项目在居民金融资产中仍占有很大比重（分别约占55%和40%），且近年无明显方向性变化。而这两国一般被认为是实体经济高度发达、金融系统较为稳健的经济体。所以，尽管金融资产结构可作为评判金融发展水平、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等的分析视角，但必须辩证对待——特别是要在风险-收益之间进行权衡，不存在单一、静止的优劣评价标准。